沈阳在民国时期（1912—1949年）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称为奉天，1929年东北易帜后改称沈阳。这座城市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还保留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同时融合了多元的现代文化元素。

在位于沈阳北部蒲河岸边的中国锡伯族博物馆漆木器展厅中，偶然见到两方民国时期的【大漆方枕】，均为少见的木枕（在博物馆中多见瓷枕）。它们长约21厘米，宽约10厘米，高度为13厘米。表面古法大漆工艺，色泽温润，四角圆钝，枕面平滑，两边饰有诗文。乍看之下，它不过是一件寻常的寝具，但细细端详，却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古人智慧——关于养生，关于文化，也关于生活。

中国自古有”高枕无忧“的美好期望。”高枕无忧“出自古籍《战国策》的一个典故，形容人安闲自得、毫无忧虑的状态。而古人所常用的高硬枕，恰恰是这一理念的物化体现。与现代人追求柔软蓬松的枕头不同，古代的硬枕——无论是木枕、瓷枕，还是漆枕——都讲究“托颈不枕头”。它的高度通常在10至15厘米之间，恰好使头部微微后仰，保持颈椎的自然曲度。站在展柜前，我试着努力想象古人使用它的情景：躺下时，后颈恰好落在枕面的凹陷处，头部略微悬空，呼吸自然通畅。这样的睡姿，既避免了现代人常见的“低头睡”导致的颈椎压力，又符合中医“头凉脚热”的养生理念。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寝勿高枕，令颈项舒缓。”这里的“高枕”，并非指无限抬高，而是强调适度的支撑。宋代《云笈七签》则提出“枕高三寸”，与现代医学推荐的颈椎自然曲度不谋而合。而夏用瓷枕，木枕，冬换暖囊，乃是古人讲究“顺应四时”，夏季以瓷枕、木枕纳凉，冬季则换装草药暖枕，既防暑湿，又驱寒气。这种智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大漆方枕（民国）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司马光（宋）

大漆方枕（民国）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程颢（宋）

古人的枕头，不仅是养生的寝具，更是深厚文化的载体。眼前的民国木枕，虽无繁复雕饰，却在细节处见匠心。它的木质细腻，打磨光滑，边缘流畅，既防磕碰，又暗含“高枕无忧”的寓意。更令人玩味的是，这些木枕上还会题诗书字，让睡眠也沾染了文人的雅趣。在公元前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割开漆树树皮，采集流淌下来的乳液加工成涂料，便有了光泽明亮、防水防腐的大漆，又名中国漆。漆器制作流程十分复杂，制胎、裱布、刮灰、吃漆、髹漆、装饰纹理、推磨抛光等。其中打磨和阴干贯穿于漆器制作的所有步骤，十分考验制作人的耐心，因此简单的木枕，其实是工艺非常精湛的大漆工艺品。其实，在宋代文人尤其钟爱瓷枕，夏季枕之清凉解暑，枕面常绘山水、花鸟或诗词，甚至有些瓷枕会做成孩儿形、如意形，既实用又充满生活情趣。苏轼在《枕上》诗中写道：“夜眠须在后，早起更宜先。”可见古人早已将睡眠与起居的规律，融入日常的器物之中。

古人对枕头的讲究，折射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中医认为，人的颈后有三条阳经交汇，睡眠时的姿势直接影响气血运行。硬枕的设计，正是为了让颈部得到支撑，避免气血淤滞。明代养生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详细记载了不同季节应使用何种枕头：“夏宜瓷枕，取其凉也；冬宜暖枕，内实菊花、决明子，以安神明目。”这种顺应自然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材质的选择上，更体现在对睡眠本身的重视。古人将“眠食”并列为养生两大要事，认为“能眠者，能寿”。

此刻，我不禁想到现代人的睡眠困境。今天的我们，拥有记忆棉、乳胶枕等高科技寝具，却常常辗转难眠。颈椎病、失眠、焦虑成为普遍问题，而古人一方简简单单的木枕，却暗合了人体工学和养生之道。或许，我们缺的不是更柔软的枕头，而是对睡眠的敬畏，对生活的从容。真正的“高枕无忧”，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软硬，而在于心境的安宁。古人通过一方木枕，将养生、养心融为一体，让睡眠成为修身的延续。这种智慧，或许正是我们今日需要重新拾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