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遗迹,作为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印记,一直默默无闻地见证着城市的沧桑与巨变,也折射着城市的历史与风韵。沈阳,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同样也保存着很多珍贵的碑刻遗迹。盛京碑林陈列馆,就是国内少有的集中保存、研究碑刻遗迹的文化圣地。
盛京碑林陈列馆占地3900余平方米,大殿、山门及游廊均为仿古建筑。馆内碑廊展出沈阳地区明、清至上个世纪初的石碑118通(数据来自网络),内容涉及文化教育、庙宇维修、慈善募捐、人物记事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沈阳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商贸发展、宗教风土等。另外,馆内还收藏和保存着碑首、碑座、残碑以及建筑构件、石狮子等180余件。盛京碑林陈列馆是展示和保存沈阳几十年来收集的各类碑刻及历史文化的专题陈列馆,集历史文化艺术和观赏价值于一身。
据了解,在沈阳考古界曾有一本名为《沈阳碑志》的著述,里面详细记载了数百年间沈阳存在过的196块大小石碑,完整程度开全国之先河,得到书法、文史两界高度评价。《沈阳碑志》文中记载的石碑,目前分列在辽河碑林、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盛京碑林陈列馆三处。在盛京碑林陈列馆展出的石碑中,主要分为寺庙宫观祠堂碑、墓志墓碑和纪念记事功德碑三类,其中《御制涂鲁希碑》、《扈世穆诰赠碑》、《吴礼堪之碑》和《左忠壮公善宅以彰义举碑》等较有观赏价值。
其中《扈世穆诰赠碑》,距今已有368年,它镌刻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首身连体,碑阳刻满汉合文56字,碑阴刻满汉合文500余字,此碑乃诰赠清初大臣索尼祖父扈世穆之碑。索尼是孝庄文皇后指定的清朝著名辅政大臣,位列辅助康熙皇帝的四位辅政大臣之首。
《扈世穆诰赠碑》
另有,《御制涂鲁希碑》镌刻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上有满汉文400多字,记载了清顺治皇帝为了太祖太宗时期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功臣涂鲁希立碑的事。涂鲁希一生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并多次参与决定性的战役,为清王朝基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御制涂鲁希碑》
《吴礼堪之碑》,镌刻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碑阳刻楷书、碑阴刻满文,全文1000余字。此碑是太祖初年大将吴礼堪(又作武理堪)之子为纪念其父赫赫战功所立之碑。还有一个左忠壮公善宅以彰义举碑,碑阳刻楷书700余字,记载了奉天同善堂为将慈善事业发扬光大,重新营建左忠壮公(左宝贵)善宅之事。
《吴礼堪之碑》
观赏盛京碑林中的碑刻,不仅可以学习碑刻所展现的结体匀整、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的书法技艺,也可以了解碑文承载的历史故事、事件,在认真研究挖掘中,就会发现很多迷人的地方。
比如,网上有人一直流传盛京碑林中,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石碑是《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其是明朝成化二十三年,也就是1487年重修长安寺时所刻,记录了当时重修长安寺的过程(今沈阳中街附近长安寺),距今537年。而这块《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竟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史料,碑文中提到的长安寺重修参与者曹辅和曹铭,正是曹雪芹的远祖,验证了清代古籍中曹雪芹“世居沈阳”的记载。但是,这块从长安寺原址迁到碑林的《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却没有在碑林中找到,也不知其现在的具体下落,成为了一个不解的小迷团?
《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
《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
然而,当笔者认真查找盛京碑林中那块《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的过程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块躺在地上的青石残碑,经过对碑文的仔细辨认,其是《明故镇国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李公神道碑》,这块残碑铭文中清晰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李公**距卒之年实景泰*午夏五月二十九日午时迄今成化乙巳既历... ...“,由此可见,此碑所刻的时间应该是明朝成化乙巳年间,也就是1465年。那么它就应该是盛京碑林中最早的一块碑刻,比《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还早了22年。而碑中所记载的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李公,就是当时的辽东都司的副指挥李任传(从三品),祖籍山西,进士及第,承务郎。残碑中还明确记载了其出身、事迹和家族背景(具体文字内容大家仔细辨认图片)。
《明故镇国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李公神道碑》
《明故镇国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李公神道碑》高清局部
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盛京碑林去寻找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去探寻哪一块石碑才是最早的碑刻。这里,我还给大家提供一块更有趣的碑刻,值得大家去深入研究和挖掘!
这是一块以行书镌刻的碑石,由于文字呈现的不完整,已经难以得知碑石来历。我们知道历代碑刻遗迹很少有以行书刻字!首先,行书的书写风格较为自由、流畅,线条变化丰富,适合在纸张或绢帛上展现其艺术魅力。然而,碑刻通常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稳定、规整的字体,以便长时间保存和阅读。行书由于其流动性强的特点,在碑刻中容易显得杂乱无章,难以辨认和保存。其次,碑刻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历史事件、人物生平等信息,需要一种易于阅读和长期保存的字体。篆书和隶书、楷书等字体因其规整、易识别的特点,成为碑刻的主要选择。而行书由于其书写风格的自由性,不适合作为碑刻的主要字体。此外,历史上篆刻艺术的发展也影响了碑刻字体的选择。篆刻刀法适合表现静态的线条,而行书的流动性线条在篆刻中受到限制,因此行书在碑刻中的使用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