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佛像石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朝代就是北魏。北魏佛造像是中国最巨大、最珍贵、最具艺术价值的佛教艺术遗存。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尊奉儒、道的宰相劝谏，开展灭佛运动。都城的僧人惨遭屠戮，许多僧人向西回撤到凉州。有趣的是，拓跋焘的儿子太子拓跋晃，和孙子（也是下一任皇帝文成帝）拓跋濬都笃信佛法，佛教随即复兴。亲历了这场动乱的高僧昙曜（tányào），也从凉州回到平城，被拓跋濬尊为国师。除了翻译和传播佛法，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信仰刻于石崖上，从而留存万世。于是，昙曜不仅作为一名高僧，也成了一位伟大的设计者和工程师。他探访北魏境内的奇山断崖，为北魏都城兴建皇家佛窟（云冈石窟），终于将曾只见于边塞的石窟寺（早有敦煌莫高窟、凉州地区石窟群）带向中原。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期的造像中，那些面相丰满立体、体格健壮的佛造像风格正是昙曜从都城的西边带来，具有浓郁的异域人风格。

云冈早期第20窟主尊，俗称露天大佛，高鼻大眼，两肩宽厚，身着袒右肩袈裟。

而历史并没有记载这位高僧的太多生平。也许是僧团势力的渐强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也许是在历代帝王不断汉化的政策下南北僧团斗争中的挫败，或者仅仅是因为年事已高从政治舞台退隐，在云冈石窟工程的中、晚期，昙曜的名字消失了。一种新风格的造像也开始逐渐取代旧风格——面容清秀扁平、身体清瘦修长，穿着中原人的服制，带着一丝仙风道骨。随后，新都兴修的另一座皇家石窟寺龙门石窟。开始进一步延续这种新风格的造像风格。

云冈中期第5窟西壁立佛 ，褒衣博带式开始流行。

相传，昙曜在迁都之前，他从平城出发，一路向东，到了今天辽宁锦州下辖的义县，留下了一座石窟寺。而这也许是他留存于世的最后印记。这座被人们命名为“万佛堂”的石窟”，始建于公元499年，正是史书记载中昙曜逐渐淡出的时代。作为中国境内最北的北魏石窟。成了北魏晚期佛造像风格未受太多汉化影响的特例。更因昙曜在政治舞台离奇的消失添加了一分神秘色彩。1500年后，人们以“万佛堂”命名这座留下了大大小小万方佛像的石窟寺。

由昙曜法师主持设计修建万佛堂石窟，其分为西区和东区两部分，西区部分始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是当时营州刺吏元景为皇室祈福而建；东区部分始建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北魏期间，建有三座闻名于世的石窟群：北魏建都大同（450）后凿建的云冈石窟；孝文帝实行改革迁都洛阳（495）后凿建的龙门石窟；以及孝文帝的叔叔元景（499）建于东北辽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万佛堂石窟就是中国北魏三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东北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目前仅存的佛窟分东西两区， 东区7个窟，西区9个窟。万佛堂的规模和完好度虽不及云冈、龙门，但仅存的佛窟中仍不乏看点，因游客稀少，也没有太多严格的参观要求，反而给了人们进入石窟近距离参观的难得机会。与龙门石窟相似，也是在邻水的山体上开凿。它前临大凌海，后倚福山，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由于万佛堂石窟是我国境内最北的北魏石窟，也成了北魏晚期造佛像风格未受太多汉化影响的特例。

辽宁锦州义县万佛堂石窟

义县万佛堂石窟，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展现了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卓越成就。万佛堂石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学者前来探访与研究。从艺术风格上看，万佛堂石窟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石窟中的佛像造型庄重而又不失生动，既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艺术元素。这种风格的融合，使得万佛堂石窟在众多的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雕刻技艺方面，万佛堂石窟同样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精湛水平。无论是佛像的面部表情，还是衣纹的刻画，都显得细腻入微，生动传神。这些雕刻作品不仅体现了古代艺匠们高超的技艺，更展现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西一窟中央塔柱窟

中央塔柱窟是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室内空间，中央立有仿木结构佛塔的塔柱，塔柱四面开佛龛，顶端与屋顶相连。 中央塔柱窟在云冈和莫高窟等著名石窟群均属早期珍贵遗存，是北魏时期出现的特有石窟寺建筑结构。万佛堂的这座中央塔柱窟虽然下半部分损毁和重建较多，却保留了上半部分塔柱的众多佛龛和原有的塔柱与室内空间布局。万佛堂西一窟的形制与云冈石窟二期和同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一致（公元471-494年）在此之后修建的龙门石窟则不再有这样的布局。圆形穹窿顶下，中央塔柱四面开龛，每面有上下两层龛，下层龛巨大而深，上层则小而浅。

敦煌莫高窟中的中央塔柱窟结构

万佛堂石窟中央塔柱窟结构

万佛堂石窟中央塔柱窟结构平面构筑图

西一窟的圆形穹窿顶下，中央塔柱四面开龛，每面有上下两层龛，下层龛巨大而深，上层则小而浅。龛眉梁尾，鸟兽盘桓，主像背景中，浅雕着飞天和千佛，处处展现着云冈的风格。

万佛堂西四窟“千佛洞”

西四窟的“千佛洞”也颇为震撼，这是一个一人高的洞窟，石窟壁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佛像，在若干小佛像之中有三组佛座像，显得尤为突出。灯光一开，才发现自己周身被大大小小扑面而来的佛像包围，仿佛进入神秘的禅修结界。在漆红衣的小佛像环绕之中，有三组佛座像格外显眼。最左侧的佛像由两个跪姿的胁侍菩萨围绕，主像头戴宝冠，开面丰圆，宽肩细腰，呈北魏常见的交脚坐姿，长袍贴体，虽已严重风化，依然可观曹衣出水的雕工。右侧的两组侧身半结跏像，相比之下就显得开面清瘦了许多，下颌略尖，或作思维状，或作指点状。面相清秀、身体修长的新式样初露端倪。

万佛堂西五窟双手合十飞天像

万佛堂西五窟莲花飞天

万佛堂西五窟莲花飞天整体纹饰

万佛堂西五窟，虽然损坏严重，但顶部的飞天和宝盖却保存的最为清晰和完整。藻井的莲花线条精美，两尊双手合十的飞天造形奇特。莲花四周围绕着飞天，面相丰满，裸上身，下着裙，是云冈石窟二期之前的典型莲花风格。

万佛堂西六窟交脚佛陀

万佛堂西六窟交脚佛陀西六窟高达3.5米的交脚弥勒佛像，是万佛堂石窟中现存最大的一尊造像。丰圆的脸庞，长长的眉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这是典型的西域造像传入中原早期的风格，带有较多的西方人特征，也是云冈石窟中期之前开面的主要特征。主佛像与四周的胁侍菩萨均身形健硕，身披袈裟如出水般紧贴着躯体。这个造像群也是整个万佛堂最早的佛造像，约造于公元495年与云冈石窟早中期的风格最为接近。值得一提的是，修造于北魏迁都之后的万佛堂石窟几乎完完全全采取了汉化前的旧样式，仅仅在石窟修建的尾声才出现了一些尚未完工的“新式”佛像。

随着北魏王朝汉化程度的逐渐加深，首都平城的佛造像也受到了中原服制的影响。褒衣博带（宽袍，系阔带；亦指古代儒生的装束）逐渐取代了袈裟出现在佛像的身上，造像的五官一改过去立体丰满的西域人样貌，越来越接近于中原学士大夫的清瘦面容，人物身材也开始变得瘦弱起来。这种风格早在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之前便已流行了数年，迁都之后新风格更是全面取代了旧风格。

在万佛堂石窟的东区所存佛像甚少，但最为显眼的是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此像并非北魏时期所刻，而是出自明清时匠人之手，此像为泥塑，工艺精湛，值得一看！

万佛堂石窟东区“千手千眼观音像”

另有，万佛堂石窟内存有两方珍贵的开窟碑文记载了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景明三年(公元502年)的两次修建，堪称魏碑中的精品。一个是《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碑刻，另一个《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元景造像记”碑刻，碑身高90厘米(东)－140厘米(西)，宽100厘米，碑额与碑身下段已残，现存上段碑文，楷书魏碑体，阴刻文字22行，行最多文字18字，总计304字。1921年。今存辽宁锦州义县万佛堂石窟西区第五窟前壁上。元景《魏书•广陵王羽传》有载。梁启超盛赞此碑“天骨开张，光芒闪溢”。韩贞造像碑，刻于辽宁义县万佛堂东区第五窟门楣上方，因后世开凿明窗，使碑身下部受到损伤。高0.6米、宽1.39米。现存269字。是北魏景明三年(502)韩贞等74人建造。景明碑的书法，康有为誉为“元魏诸碑之极品”。其艺术价值是很高的。

《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碑拓

由此，辽宁锦州义县万佛堂石窟作为中国北方石窟造像艺术的宝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88年1月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不及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石窟那么知名，但近些年经过大规模的保护性修缮，万佛堂石窟正逐渐恢复其活力。义县万佛堂石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卓越成就。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长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