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乾嘉始，北方魏碑墓志、造像、摩崖等艺术品相继出现，给沉寂数百年的书坛送去了一股强劲清新之风。清代学者阮元战略性提出：振俗书，继绝学，兴古法。1849年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包世臣亦积极响应，探寻碑派书法技巧，在理性上加以阐发，提出以笔法为核心，全面论述碑学，1855年作《艺舟双楫》。康有为先生慧眼独具，从美学的高度洞悉北碑的艺术魅力，极力推崇北朝碑版，1889年作《广艺舟双楫》。当时习碑者日众，就在这个时候，沉睡千年的好大王碑在人迹罕至长白山禁区的荒烟蔓草中被人发现，应运而生，为碑学一派注入了新的生机。

好太王碑劾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爨（cuàn）宝子碑刻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比好太王碑早立10年。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南碑在云南曲靖1778年被发现，北碑在吉林集安1877年被发现。爨宝子碑比好太王碑早发现问世100年，南北二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举足轻重，并世无二。《好太王碑》又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被县衙小吏关月山在荒山蔓野间发现，后拓本传入京师，引起轰动。金石学家争相购求，一时形成收藏、鉴赏、考释之热潮，后成为了中国、日本、朝鲜及欧美等国争相研究的对象。近代著名学者和训诂金石家杨守敬、吴大澂、王国维、罗振玉、叶昌炽等对之均有列述。清郑文焯在《永乐太王碑译文纂考》中称此碑为“八分书”，荣禧在《高句丽和乐太王墓碑谰言》中称其“篆隶相羼（chàn），兼多省文，古朴可喜，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恂足珍矣。”好太王碑是由一整块天然的方柱形火山石修琢而成，整个造型如一块巨大的石祖。远远看去，如天上飞来的陨石，虽经千年，依然牢固地傲立世间。碑高6.39米，四面环刻碑文，现存1590字左右。碑文记述了高句丽起源和建国的神话传说，记录了好太王一生东征西讨的武功，以及守墓烟户的摊派情况和制度。碑文为汉字隶书，与东晋隶书相仿，是碑刻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好太王碑

两晋当时，禁止碑刻墓志，铭刻墓志多藏于墓内。惟有云南《爨宝子碑》和吉林《好太王碑》南北呼应，法书皆在楷隶之间，然两碑却风格迥异。《爨宝子碑》夸张变形，奇趣横生。《好太王碑》则朴拙雄浑，深藏不露。同一时代的南北二碑，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并蒂奇花。好太王碑刻于414年，是为北碑书法艺术中的一朵奇芭，乃北碑经典中的经典。好太王碑碑文为汉字隶书，与东晋隶书相仿，是碑刻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碑文书体似介于隶、楷之间，既无蚕头雁尾，也无波磔，线条质朴厚重，自然无华。乍看平平淡淡，无做作修饰，提按变化不大，字形方正饱满。实则笔画撑满字格，张力十足，撇捺内敛，中宫疏朗。外似方头方脑、憨态可掬，内质平淡中和、不事逞强。《好太王碑》因刻在凹凸不平的天然石上，随势著笔，因势而就，既给人以苍茫浑厚、端庄严谨的摩崖书法之感，还给人带来一种灵动活泼的刻石趣味。

北碑世称魏碑，是公元500年前后出现的书体，其字体属楷书范畴，行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钩趯力送，撇捺重顿之势。结构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北碑既是民族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亦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晶，它代表着书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流派，完全可以和二王唐楷帖学一派并驾齐驱，形成双星拱月之势。《好太王碑》以篆书笔意写隶，藏锋逆入，淳厚沉着。字形外如围城、字格盈满，内如街巷纵横、月朗星稀。行笔间凝而不滞，轻松自如，给人以如负释重，海阔天空之感。《好太王碑》以古朴无华取胜，介于“篆、隶、楷”之间的过度书体。其特点，如王维国先生所说“体匀笔圆者似篆，势宽划短者似隶，方正笔展者似楷，简约自由者似草”，苍凉厚重，大器无形，乃为北碑文化的历史性重要坐标。

清代伊秉绶作隶书，似与《好太王碑》暗合，他不追求用笔的变化，而极重视经营结构的安排。他写的隶书，横线竖线粗细几乎相等，但在布白上稍加巧妙错位，就形成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康有为称《好太王碑》为：“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以冠古今”。好太王碑宛如北碑文化的历史图腾高高伫立于古高句丽丸都山城之上，中朝界河鸭绿江之畔。1600年来，踽踽独守于天地之间，独于天地精神之往来，经春风秋月，领酷暑严寒，看世态炎凉，观沧桑变迁。